关于躺平

关于躺平（一）

2021-07-31

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出了“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话语。马克思想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可以从沉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去过一种人道的生活，在其中人性是得到充分发展的。罗素认为在他的时代人们每天工作4小时就够了。他因此认为那种“勤劳是美德”的教条已经过时了，新时代的人们应该追寻美好的闲暇的时光。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到了21世纪，每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然而这些梦想和预言都没有实现，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996这种极端的情况，与期待的方向相反。

究其原因，罗素认为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也有思想上的。罗素认为，劳动被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而得到不负责任的歌颂。认为体力劳动者一旦闲下来就会酗酒、赌博、生乱，因此还是保持他们一直劳动的好，这曾经是普遍的认识。罗素有一个有趣的说法，统治者自己不做体力劳动，却歌颂体力劳动；虽然歌颂体力劳动，却使得体力劳动的人保持在一个低下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这似乎像是把妇女的保持自身的卑贱视为美德一样。

使人们忙于一件事而无暇他顾，从而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的做法，并不仅限于体力劳动。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让文人去练习写作八股文，不去创造新的东西。科举的一个精妙之处在于，它用极少数的录取名额笼络了极大数量的文人。虽然考试的录取率仅有百分之一二，并且随着人口增长而不断降低，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为了这点渺茫的希望，从而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我希望做的是在思想的层面谈论劳动和闲暇的问题。物品和环境与人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是固定的，否则我们就可以像牛顿研究苹果下落那样研究人类。我们的社会的个体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其中暗含的一个逻辑是，人们认为输掉竞争，沦为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弱势群体，将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可怕”永远是一件主观的事。比尔·波特89年去到终南山，采访那里的隐士，有的人一个月拿十几块钱，再种一些菜就可以生活，还觉得自己不需要钱。14年波特重访终南山，一个小弟子种了些小白菜，说自己一个月只需五六十块钱就够了。可见物质条件对人的意义是可以极大程度地因人而异的。你认为自己缺钱，但是你对钱的需求可能远在人的基本需求（needs）之上。 关于躺平（二）

2022-08-08

对于“内卷”，我觉得一个社会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个生存保障。这样，一个人就可以避免竞争所可能造成的极端伤害，因为他可以在面对这些伤害时选择不工作。我在柏林时看到大街上的标语，呼吁为了免除人的生存焦虑，而为全民提供无条件的低保。在此我们担心的一种情况是，一个社会为了追求进步和效益，而扶持其成员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制造焦虑来驱使他们“上进”。而哈贝马斯担心国与国之间的恶性竞争，会侵蚀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造成贫富分化，进而动摇民主的基础。

当然很多人怀有的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焦虑”。他们怀有沉重的心理负担，担心自己失去中产阶级的地位和生活质量，担心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受损，失去面子。奥威尔观察到，穷人往往无忧无虑，中产阶级却惶恐不安。小说《海上花列传》里面，一个精英家庭的公子和一个妓女爱得死去活来，却碍于自己的身份而无法娶对方，导致妓女郁郁而终。在另一个个案中，一个客商也是跟一个妓女相好，在旧的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未必高，没那么多架子，所以他痛痛快快地赎娶了对方为妻，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

超越 “中产阶级焦虑”，不一定非要做穷人，也可以凭借超越世俗的眼光。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我们把立志视为类似于加入一个组织时的宣誓，把放弃美衣美食视为类似于遵守戒律清规，终究是外在化了世俗价值以外的价值。对此，我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思路：当我们认识到了比世俗价值“更高的”价值，我们自然会宁可选择“更高的”价值，而非世俗价值。比如终南山的隐士，一个月花百十块钱，自己再种种地就可以生活，还觉得自己比前辈安逸多了。他们是对于宗教修行有所领悟，而追求进一步的领悟，他们的求道之心如此恳切，把其它的事情都看得淡了，所以能够如此。假如有人全无领悟，仅仅是在外形上模仿隐士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可能就成了枷锁，很少有意义了。所以我建议人去尽量获得人生的各种体悟和觉解，认识到尽可能多的价值。你认识到的价值越多，你的人生的可能性就越多，你就越是自由的，而你在这些人生的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就是越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