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一个优秀的工具,但它不是给你脸上贴金的工具
本书有毒,阅读需慎重。
市场是人类社会发明里的一个优秀的工具,通过市场规则可以加强协作,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它让人有机会达到其所向往的地位,但是请注意达到所向往的地位是有机会,不是百分百。
1和非1中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很多事情市场是解决不了的,也不是它应该去解决的——它没有这个功能。
而薛某却在书中试图混淆这个概念,让读者认命:你穷、你失败、你死亡是因为你傻你懒你笨,毕竟市场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然后与之对应的,他在书里不断给企业家树立丰碑,给商业歌颂赞歌,凡是成功的商业都是正义且理所应当的。
现实是人类社会不是简单的市场假定,企业家的成功不完全是由于市场,失败者的沦陷也不完全是因为市场。
薛某在书中经济学上的市场来指代现实的市场,意图偷换概念。事实上任何明白人都明白经济学上的市场和现实的市场并不完全等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市场如何的不同。
经济学里的市场里交易双方是建立在相同的信息基础上的,而现实中你薛某知道明天金子要涨,所以你今天低价从一个穷小子里买进,然后明天再行抛售进而获得利润;而那个穷小子出生山里并不知道这信息,所以今天才会把金子低卖给你。如果真的是经济学上的市场,这种交易真的会发生么?而现实社会这种市场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就因为你赚钱了,所以你就是正义甚至公平的代言,而穷小子就是愚昧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认同这个结论,我想除了那些赚了钱的人会认同以外,穷小子和第三者都不会认同吧!
除了经济假定里的市场和现实的市场不一致,经济假定里的人和现实的人也不一致,这一点薛某依然没有点出来,甚至意图遮掩。
在经济学理论里,市场里进行交易的人是理性人,理性人是根据理性的想法来进行选择和决策的,因此其行为不应该受到限制的,所以在市场里就应该愿赌服输。
但是现实里的人从来不是这种纯粹的理性人,他们受到了启发式、眼见即为事实、窄框架、内部意见或偏好逆转等先天的非理性影响,这些影响也将伴随人类一生。他们在做出选择和决策时其实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关于人的非理性,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做了详细的阐述。其在书中提到的“与经济人相比,人类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那些蓄意利用他们弱点的人的危害。理性的人被认为能谨慎地做重要的决定,并充分利用知道的已有信息。经济人会在签署一份合约之前,阅读并理解所有条文,但是人类通常不那样做。某家不道德的公司设计出的合约在显而易见的地方隐藏着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使公司在法律范围内有回旋的余地,但人们不经阅读就签下了合约。对理性人有害的极端解读是:除了确保信息公开外,顾客被假定为不需要保护,合约中字体的大小和语言的复杂程度不被认为是相关信息,因为一个经济人知道如何处理小字体的信息。”
如果人类在市场行为里是理性的,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软件安装从来没有给我们合约,而只给我们一个“下一步”的操作,他们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软件会在我们设备里安装后门?这是理性人应该有的相互交流的市场行为么?难道就因为我们点了“下一步”,所以我们的数据被盗取就是活该,这就是薛某说的公平的市场行为么?
借用卡尼曼书中一句话,回应这种荒谬的结论。“与经济人不同的是,人类需要帮助才能作出好的决定,且这种帮助可以通过告知或不介入的方式得以实现。”
经济理论假定了市场、理性人,也假定了效用。而这种效用其实是和我们现实效用存在不一致的,很遗憾,薛某很武断的把这种效用划上了等号。就举过年回家火车票这个例子吧,薛某认为过年回家这种一票难求的情况其实就应该完全交给市场行为,价高者竞价获得。这样就会轻松的分流,让穷人可以用低价在其他时间段回家,让富人在除夕回家。
我想问薛某,一个年轻人普通周末回家的时候也会穿着新衣服走家串户,相互道福,然后一家人包饺子点爆竹么?事实上是这位年轻人在普通周末回家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基本都在异地工作,他只是一个人在一个叫做“故乡”的城市里罢了。
普通周末的心理效用和除夕的心理效用能够划上等号么?一张票价100或者1000的火车票还是飞机票可以让这种等号成立?如果接受这个等号,那就意味着富人的除夕价值1万,中产的除夕价值1千,农民工的除夕价值1百。荒谬!农民工难道不知道除夕一票难求,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普通时间请个假回去比除夕从黄牛党里拿票更省钱?除夕抱着娃娃点爆竹的喜悦感和周末一个人在家抽烟的喜悦感可以用金钱简单衡量和交换?
如果两者不能划等号,凭什么说回家等心理效用可以用市场调控来满足,经济学上的效用就可以替代现实生活中的效用?
经济市场是人类为了简化现实社会所建立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引导和分析人类行为,进而为人类服务。而薛某却妄图用经济市场来与人类社会划上等号,且想依此论证出商业成功都是合理的。
真不忍心爆粗口啊。
有句话叫“一运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讲的是读书其实不是多么高大上,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但是与前面四个相比,人类至少在第五个上可以进行努力和尝试,在前四个条件满足的前提下还是可能成功的。那用在市场里,未尝不可以说,“一运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德五市场。”依据市场成功的人并不是完全因为市场所成功的,其成功是由各种不确定和未知因素累计所成的,如果让他重新来过,其能达到当下这个境遇的概率微乎其微——这还都是建立在其完全恪守市场规律,而不是其他因素进行的前提下。
以褚时健褚老爷子的经历为例,褚老由于第二次创业成功,所以成为当下企业家一个情怀象征——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即使失败了凭借其能力依然可以站起来。只可惜正是由于褚老的稀缺性,恰恰论证了“一运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德五市场。”
一, 如果仅仅凭借优秀的企业家就可以东山再起,那么与褚老同时代的优秀企业家群体为什么在当下没有集体东山再起?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基数却只有一个人呢?
二, 相比过去来说,当下的市场比过去更加透明更加规范,为什么不仅其他优秀企业家没有复出,褚老当下的成就并不比红塔山时期高呢?
因为,市场和才能只是商业成功的一部分,所以世间只有一个褚老,即使是褚老,也无复当年雄风。其实私以为,当下企业家对褚老的推崇是对他老人家的不尊重,他们是借着褚老给自己抹金而已,老人家是很无辜和无奈的。
如电影《金鸡》里吴君如所饰演的妓女是值得尊重的,而当婊子却还妄图树牌坊的则需要唾弃。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获取利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因此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甚至救世主的人姿态就让人作呕了——还遑论这个理论还不完善。
薛某这本书之所以有毒更在于,按照其思路,会把人异化为无生命的商品。既然市场可以调控一切,那么生命其实也是可以买卖的,由于农民能够提供的金钱少,所以其能够购买的医疗服务就理所应当,假定为10万元;而富人能够提供的价值高,所以能够购买的医疗服务就高,假定价格为1000万。
那么结论就是富人等于穷人的100倍!这些富人包括企业家也包括继承者,因为在支出方面是不考虑你的收入来源的——你偷来的100元和你捡来的100元能够购买的苹果数并不会少于你用劳动换来的100元。
所以当你承认了薛某的观点,也就承认了一些人的价值等于你的100倍,你的价值等于一些人的100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人类社会价值应有之意——“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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