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
🍀🍀最近读了一些有关思想修行方面的书，比如《大学全鉴》，《中庸智慧》，《知行合一王阳明》，又粗浅了解了一下佛教，结合曾经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发现了一些相通的地方，也碰撞出了一些新的感悟，下面就结合我的所学，做一个粗浅的总结，尚在学习当中，并非高屋建瓴的评断，不足之处，还望各位海涵。
🍁🍁读过此书，感觉书中内容有些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并没有站在哲学高度讲解心学。第二章到第四章讲的几大事件其实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关系并不大，而书中却明显生拉硬拽和知行合一扯上关系。无非是想说，王阳明所做的一切，靠的就是知行合一，只要知行合一，便万事无敌，书中这种武断的语句不在少数。其实，就连王阳明自己，往往也三缄其口，不能解释他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论，与他在实践当中依靠使诈，来获得成功的关联。心即理，事上练，但实际操作却是，心理归心理，实践归实践，二者背道而驰。难怪有的书友质疑，不是知行合一理论成就了王阳明，而是王阳明成就了知行合一。 🍂🍂首先，谈一下阅读此书后，我对王阳明心学的理解。王阳明在青少时代，便以张载提出的四方经略为“天下第一等事”――“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达到三不朽。王阳明的思想源泉其实是程朱理学，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思想改造，而并非陆九渊心学。书中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存天理，灭人欲”，“心即理，事上练”“致良知”。以及“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意在讲“不动心，知是非善恶”。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程朱理学的典型论断，认为任何超越基本生存的欲望都是私欲，必须格除。天理――世间最基本的道理和人生存都是基本规律。而王阳明的“心即理，事上练”，这个理，则是良知，认为真理只在我心中，在于我的良知中，我只需听从良知的指引做事即可，并且在做事的过程中来验证即可。其实这里我也有个疑问，那么良知既然是书中所说，天性赋予的真理，那么良知又何须事上练来检验呢？既然已为绝对真理，又何来错误？我想，内心已然被世俗繁华，七情六欲所侵染，良知不萌真实体现。所以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以达到“心如明镜”，来则映，不来则不映，映必真实，进而王阳明晚年的时候，又提出了“四句教”，回归心之本体。 🌷🌷王阳明与诸子先贤的不同。――先秦诸子的理论固然有道理，但是王阳明不光是个理论家，还是个实践家，相比与此，先秦诸子观念虽然高屋建瓴，但是实践当中却显得曲高和寡，用于当今实践，我们会常常感到不奏效且伤其身。诸子侧重于理论，侧重于修身，实践之例实在匮乏，而理论离开了实践，则成了得自顿悟，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想想挺有道理，实践起来却难以奏效。诸子固然渊博，除得自顿悟以外，或者就是因袭书本知识，而这些书本知识则是来自于另一个得自顿悟者，就像是在海市蜃楼之上再盖楼，越来越虚无缥缈，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今皆有一个怪诞，那就是实践家实践当中出现问题，常常会去寻求一位好为人师的理论家的指点，这实在是一大千古笑话。而理论家往往摆出一种“打你一巴掌，要把另一半脸也送过去”的假清高和诡辩论，这其实是违背“天理”，矛盾斗争乃历史进步之动力，如果满口的仁义道德，则只会令被奴役的群体继续任人宰割，解放运动不得进行，所以遇到不公必然要反抗，儒学发挥作用是有先提条件的，那就是只能在和平时期使用，王朝更替期间，则特别乏力，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运用的是“法家思想”，儒生的反抗最终引发了“焚书坑儒”事件，试想，在穷兵黩武的春秋战国时代，靠仁义道德如何统一天下？不统一天下，则连年战乱，生灵涂炭，这个“仁”真的是“仁”吗？ 🍁🍁王阳明有诸多实践，而“心即理，事上练”也强调实践，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是阅读此书可发现，王阳明的实践与他“知行合一”的理论却存在一个断桥，此间关系并不大。如果硬要有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便是“致良知”只是在一件事开始前的“选择”时用的，这能保证做事的起心动念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善意，知行合一这是根据这个起心动念去做此事，因为“知而不行为不知”，所以你必须去实践，有了一个好的起心动念并付之行动之后，靠的就是手段，只要达目的即可，因为起心动念是善的。而善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善良当有度，当施给予心中有善之人，若对于“良知”被蒙蔽或者泯灭者，则为逆天道，甚至助纣为虐，就如耳熟能详的“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的现象。这里则与《大学》当中的“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强调不要滥用善心则是一个意思。 🌸🌸王阳明心学与曾子所著《大学》的关系。王阳明的理论源泉其实就是《大学》，所以他有一个《大学问》著作，用心学阐释《大学》当中的理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明德”，则对应王阳明心学当中的“良知”，光明自己的良知，所谓不动心，则为“致良知”的方法，也与《大学》八条目当中的正心异曲同工。《大学》正心篇：“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其实就是如王阳明所提倡的，不为七情六欲侵扰心之本体，使良知得以体现。王阳明心学的作用，其实在于做事的起心动念，而非做事方法，这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局限性，切莫以偏概全，肆意夸大“知行合一”的功效。不同之处，则在于对亲民的解释，朱熹将“亲民”解释成“新民”，意在更新全民道德，而王阳明的亲民则为百姓关系。《大学》当中的格物致知在于向外格物以获真理，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向内求以达良知。
🌵🌵王阳明对佛教的看法。王阳明是一个儒士子，儒家提倡“百善孝为先”，而佛学的至高境界则为抛却人伦与七情六欲为修行代价。这也就发生了寺庙规劝打坐高僧还俗尽孝的事情。他认为，佛教是逃兵的避难所。佛教徒出家是为逃避君臣、父子、兄弟、老婆、朋友的人伦为代的修行价，而亲情与生俱来，如果真能抛弃，便是断灭种性，并且王阳明认为佛教属得自顿悟，慢慢的陷入枯禅，顿悟过后也就罢了，缺乏实践。因此，他与佛教划清界限。其实我认为，任何宗教与学派必然有好的一面也有自身弱点。佛教的一些教义其实是充满智慧的，劝人向善，普度众生，宗教只是一种手段。佛，其实是一种向善智慧的化身，是各种优秀品行的化身，而佛只是把这些抽象的品行与智慧具象化，便于信徒理解，我们信佛，其实也是信的一种品行，进而修行自身，觉悟人生，而并非参拜佛本尊这个神体。正如佛教所说，佛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弘扬佛法的人。现在有多少人，早忘记了佛教修行自身的初中，而单单把佛奉为神灵，流于形式的烧香拜佛企图佛祖保佑，满足自己的各种私欲和祈求，而对自身修行，则只是程式化的学习佛经内容，这实在是舍本逐末，亵渎佛学本质。 🌾🌾王阳明心学与马克思哲学、中庸之道的关系。马克思哲学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主张在实践中丰富认识，利用认识再指导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变主观世界，辩证的看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有这历史和时空的局限性，因而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尊重规律又不拘泥于陈规。而王阳明心学，认识指的是先天良知，致良知事上练则为以良知指导实践，在实践当中检验良知，一定程度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有相似之处，但是认识的来源却只来自内心却有失偏颇，人除却先天赋予的知善恶的良知外，主管世界中还有通过眼耳口鼻等感官摄取的外界信息在心中的内化，形成后天的主观意识，而后天的主观意识，有的形成了新的修养，有的形成了更好的指导实践的方法，有的则形成了污垢使内心蒙尘，难以致良知，所以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补充为好，通过先天“良知”选择过滤外界信息对主管世界进行改造为好。俗话说，月满盈亏，物极必反，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儒学当中中庸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凡事讲求适度原则，“中庸”并不是指平庸，而是“不过也无不及”，讲究的是一种最佳临界点状态。而王阳明的心学，在格物与不动心当中，其实也运用了中庸智慧，七情六欲乃人之天性，如果全部革除则有违人性，所以他强调，人固然可以有情感和欲望，但是“过”的部分便是私欲，必须格除。其实对于一些走极端的理论，中庸智慧是最好的调和剂。 🍃🍃纵观王阳明的仕途生涯，可谓是令人唏嘘。启动磕磕绊绊，大展宏图之时又沦为权利阶级斗争的牺牲品，陷入新的泥淖无法抽身。固然百战百胜，却不得当权者与高层的欢心，故而即便战功赫赫，却无功而有过，晚景凄凉，落得个“有事儿你去平，有功没你份儿，活该你累死，谁叫你那么能”的尴尬局面，虽最后被追加封侯，但是“死去元知万事空”，又有何用？这让我想起了战国时期的白起与范睢，韩非与李斯，汉代的韩信与刘邦，宋朝时期的岳飞与秦桧。 白起，战国四大骁将之首，百战百胜，有“战神”之称，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时代，白起为大秦帝国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甚至有言称，大秦帝国的江山是白起打下来的。白起虽忠君爱国，但却有着严格顺序，那便是“国重于君”，这种思想导致秦昭襄王虽敬佩白起的能力，但内心却对其有所忌惮。任何时代，都有因私误国之人，任何部门，也都有因私误公之人，逐利者虽不被传统道德所认可，但在任何朝代，逐利者都居多，这乃人之生存天性使然，即为事实，便不得不面对。白起耗时三年，长平之战得胜，灭四十五万赵军，值此一役，直逼邯郸，令赵国几无壮年男子，灭赵之举，近在眼前，却因范睢的嫉妒，谗言于秦昭王命白起撤兵，措失灭赵良机。致使赵国得喘息之机，重整旗鼓，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秦再次发兵，连连战败。秦昭王命白起带兵攻赵，白起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无法取胜，不想让数万秦军白白牺牲，拒不应征，惹恼昭王，加之范睢谗言，白起被赐死，一代骁将，至此陨落。 秦始皇嬴政欲寻灭六国之道，经李斯推荐，求教于韩非子。而后却因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进而谗言，韩非子被秦王错杀。 汉代韩信可谓大将之才，跟随刘邦打下汉代江山。但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之事，却令刘邦心怀妒忌，默许吕后与萧何怨杀韩信。用人之道，刘邦固然是个高手，在打江山的过程居低，唯才是举，曾有人问刘邦为何能得天下，于是有了刘邦这样的著名论断：“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但是“韩信点兵”言外之意却意外言明自己军师才能优于刘邦，没有几个人能够忍受比自己更聪明的人整天在自己附近转转而感到内心舒坦，这也是人性的弱点。所以，即便有才能，也要懂得韬光养晦一点。 南宋时期，大宋江山为金国所扰，当时宋朝将士战斗力低下不敌金兵，唯独岳家军所向披靡。正在岳家军大胜金兵乘胜追击之时，却被秦桧使诈，十二道金牌召回，以莫须有罪名怨杀于风波亭，一代抗金名将为一小人所害，江山将覆，令人扼腕。若遇明君贤臣，岳家军乘胜追击灭金，或许就不会再有后金的崛起，也就不会有清兵入关，建立束缚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大清朝。 王阳明也是这般，心学与掌权者朱厚熜以及大臣杨一清信奉的理学想冲突，而他又不屑于在讨皇帝与权臣欢心上面下功夫，因此虽战功无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而在谏言朱厚照当中，领了一顿杀威棒和锦衣卫大牢作为奖品。没有谁不喜欢讨自己欢心的人，忠言逆耳利于行，却令内心痛苦，所以往往忠臣不善终。因为在真理与人性的弱点之间的交锋中，真理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之一，往往败下阵来。李世民从谏如流也只是少数，而魏征也因此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最后也不得善终。
纵观历史长河，忠臣不善终，小人得志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事件的发生纵然不被传统价值观提倡接受，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样的事，让我们不得不从所谓仁义道德的象牙塔和乌托邦之中走出来正视此事。根据这些事实，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用俗语表达就是：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必须权衡忠君与爱国之间，忠于领导与忠于事业之间的关系。在做事的同时，生在尘世里，你必须低头做事，抬头看人，必须面对君臣关系，君子与小人的关系。 喜欢赞美，喜好别人顺着自己，喜欢满足欲望，对贴身照顾自己的人更青睐，这是人性的弱点，小人正是懂得这一点，常常顺着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的意愿，虽被历史所不耻，但他们依然很容易得志。而忠臣讲求有益于天下，有益于事业，效忠于真理而非个人，故而常常以“忠言逆耳利于行”自居，将自身置于险境，或者被当权者与小人合谋迫害。比如范睢便是处处顺着秦昭王，因而比忠于大秦重于君王的白起更得志，更省力，其实很多朝代都有宦臣当权的情况，其实也是由于人性的弱点造成的小人得志，他们整天的工作就是讨当权者欢心，进而置换了当权者的权力，作威作福。大才之士，爱国之臣，往往虽建功立业，却葬送于小人与当权者的权力游戏和手段之中。有的人走的是忠于社稷路线，有的人走的是忠于当权者的路线，前者往往不得善终，却流芳百世；后者往往享得当世浮华，却遗臭万年。但是人这一辈子只有一次，你必须注重“生”的感受，所以我们必须权衡忠于事业，忠于真理，忠于历史与忠于“人”的关系。人的自然属性，这是人为动物的先天属性，必然有着诸多人性的弱点，既有弱点，我们就不得不防范因掌权者的人性弱点为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既不能一味抵制人性的弱点，也不能一味迁就。 🌷🌷对于致学，对于王阳明心学的学习，对于王阳明本人的思考，我认为依然要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并不能自认为身得一技便万事大吉。 🌟🌟权威和教条主义对人们的束缚还是很严重的，其实所有权威和成规都有其历史和空间的局限性。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者等权威。但是思想体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我们奉他们为圣贤，思想家，太多的普罗大众奉行对权威的保护主义，不容置疑，铸造了坚不可摧的思维定势。正是因为王阳明敢于挑战权威，并且认为人人皆有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人人皆为圣人，才没有被传统学术权威吓到，，对程朱理学进行质疑与改造，才成就了心学。 🍃🍃事实上，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进一步发展，这当中也包含思想意识，现代人的智慧，包括觉悟，其实是远胜于古人的，只是太多的人在逐利观为主导的社会意识中，冲昏了头年，内心被蒙蔽，不能达到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对此我们要做的只有减法，出去蒙蔽心中浮尘，让内心重归明镜。 🌾🌾试想，如果现代人的智慧不如数百或者几千年前的人，那对于人类社会是何等的悲哀。时代在发展，思想也该与时俱进，不能禁锢在旧思想的条条框框里。圣贤，为我们提供了臂膀，如牛顿说的一样，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成功的。站在圣贤的肩膀上能够看的更高，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但既为“往圣”，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将前人思想批判的继承，质疑，并与时俱进的改造，进化，以更有效的指导实践，修行内心。而把前人思想奉为神明保护起来，不容置疑，那无异于削足适履，这对于实践来说，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对于往圣绝学，还是要学习权威，质疑权威，改造权威，使之与时俱进，更有效的指导实践与修行内心为好。挑战权威，并不是要与权威分出高低胜负，起心动念应是对真理新高度的一种追求。质疑、改造、这并不是对先贤的大不敬，而是对其思想最有效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是使其更具富生命力的方法，是对往圣先贤的一种最至高无上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