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与列文：命途中的羁旅人，精神上的同路者

任何一个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或许都像我一样充满困惑：这本以女主角的名字命名的书，为何把近乎一半的篇幅，给了一个与她非亲非故的男人——列文。

作为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非常特别，安娜和伏伦斯基是一条主线，列文和吉娣是另一条主线，这两条线无数次交叉缠绕，有过许多深刻的羁绊。然而，作为两条主线的灵魂人物——安娜与列文却从未相识，要到小说的最后八分之一，才有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

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位有着同样困惑的读者，有幸直接向作者托尔斯泰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奇特的小说结构不符合“建筑学”原则。

然而，托尔斯泰却反驳说：“相反，我正是以‘建筑学’而感到自豪——圆拱砌合得使人察觉不出拱顶在什么地方。”他解释说，“这座建筑物的联结不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靠一种内在的联系。”

托尔斯泰口中的“内在的联系”到底是什么？这正是这篇文章想要探索的主题。

一、命途中的羁旅人

《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关系图

安娜17岁时听从姑妈安排，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卡列宁，生育了一个儿子。在多年枯燥的婚姻生活中，古板虚伪的卡列宁只关心仕途，满嘴官僚主义套话，安娜开朗热情的本性被严重压抑。

在这个时候，她前往莫斯科调停兄嫂的矛盾，邂逅风度翩翩的军官伏伦斯基，彼此心动不已。安娜深知这段感情不道德，并且哥哥的小姨子吉娣正与伏伦斯基打得火热，更不应该横刀夺爱。她回到彼得堡的家中，本想不了了之，结果痴心一片的伏伦斯基狂热地追求她，给了她梦寐以求的浪漫和激情，安娜不禁沉沦其中。

另一边，吉娣正等着伏伦斯基的求婚，因此拒绝了列文的示爱。等到亲眼目睹伏伦斯基的移情别恋，伤心的吉娣与家人出国去温泉疗养，倍感屈辱的列文也出国考察农业。等他们回国后，吉娣姐姐陶丽尽力撮合，使他们在全新的心境下，深爱着彼此，在所有人的祝福中结了婚。

奇妙的是，安娜与列文的人际关系网超乎寻常地接近——他们熟识对方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他们彼此的伴侣都差点成为夫妻，因此他们也视对方的伴侣为情敌。虽然他们早就从无数人的口中听到过对方的名字，却始终不认识。

然而，在我看来，安娜与列文是最合适的伴侣，他们有太多共同点，都是那个阶层罕见的高贵品质：真诚、质朴、善良、厌恶虚伪、充满正义感、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为理想向主流社会宣战……

每当我看到他们在各自的关系中痛苦不堪，当安娜指责伏伦斯基整天周旋于浮夸的交际，当列文哀叹吉娣缺乏思想深度时，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如果此时陪在他们身边的是对方呢？

两个最真的灵魂，在各自的命运中跌宕沉浮，身边有最亲密的爱人，却品尝着精神孤独的苦涩。他们是彼此命途的羁旅人，无比接近却始终没有融入，没有亲情，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友情。这种离奇的荒诞感，不禁让我感叹命运的残酷。

直到托尔斯泰说出那段关于圆拱建筑的类比，我才恍然大悟：我之所以认为他们是最合适的伴侣，源于我看到了他们灵魂中所共有的光芒。而这种光芒，正是托尔斯泰所指的“内在的联系”。

二、精神上的同路者

从表面上来看，安娜热情洋溢、爱好文艺，列文则严肃内敛，醉心于农业，无论是性格还是爱好，都大相径庭。然而，纵观他们所选择的命运，就会看到其中极为相似的精神内核。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官运亨通，是很多女性都愿意选择的“体面”丈夫。即便缺乏情趣，也完全可以在婚外找一个甚至几个情夫，这都是安娜身边的贵妇常有的选择。然而，没有哪个出轨的贵妇像安娜一样，敢在离婚遭拒的情况下，怀着情夫的孩子，不惜抛家弃子远走高飞。

这样争取幸福的孤注一掷，在那些逢场作戏的人看来，实在不够“体面”。因此，别的女人跟情夫眉来眼去，照样混得风生水起，安娜却遭到整个社交界的排挤，他们孤立她、非议她、甚至羞辱她。

安娜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憧憬，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环境因素，当时俄国陈旧的封建体制，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巨大冲击。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列文，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

列文作为一个大地主，希望农民富足，俄国富强，但当时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令他忧心忡忡：农民没有土地，又不愿真心为地主工作，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农业又是俄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

列文凭着一股天真的热情，主张实行“对分制”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收成的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地主。但这种办法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幻想，土地所有制问题不解决，农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热情，因此列文的改革办法也行不通。

安娜与列文，一个追求爱情的真谛，一个追求事业的改革，都奋力对抗当时的主流观念，都选择了向陈旧制度宣战，而这种特立独行，也都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

虽然他们战斗的领域不同，却是真正精神上的同路者。可悲的是，尽管他们投入了极大的决心与毅力，怀着万分热切的期望，却无可避免地失败了。

安娜想要紧紧抓住的伏伦斯基，反而越来越冷漠；列文想要以新破旧的农业改革，却被旧观念踩在脚下。就在这个时候，这两个失败者，终于走到了命运的交汇点。

列文在奥勃朗斯基的引荐下，去拜访安娜。一见到她，列文几乎立刻拜倒在她令人心醉的美丽风韵中。安娜落落大方，稳重端庄，完全理解列文的妙语连珠，还能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除了聪慧优雅，最打动列文的一点是，安娜具有诚实的美德，她没有在他面前掩饰自己艰难的处境。要知道，当时整个社交界都以她为耻。而列文也用坦荡诚恳的态度，得到安娜发自内心的赞赏。

“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和可怜的女人！”离开后，列文对安娜抱着一种近乎心碎的怜惜，甚至担心伏伦斯基无法理解她，这难道不是爱吗？

只不过，这样珍贵的相会，未免太晚了一点，不能改变列文对妻子吉娣的责任与忠诚，更无法阻止安娜求死的绝望。

三、背道而驰的结局

安娜与列文的本质共同点，还体现在梦想破灭以后——由于爱情的失败和事业的失败，转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并且产生寻死的念头。

早在安娜初遇伏伦斯基时，就发生了铁路道工惨死车轮下的悲剧，似乎为这段不伦之恋埋下了死亡的阴影。随后安娜怀上伏伦斯基的孩子，生产时大出血，弥留之际得到了丈夫卡列宁的宽恕，而看到这一切的伏伦斯基也被多重压力击垮，回到家中开枪自杀，可以说，这个时候伏伦斯基对安娜的爱达到了顶峰。

然而，安娜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随后便尝到卡列宁一贯的冷酷无情，以及伏伦斯基日渐衰减的爱意。因此，安娜不止一次想过，她就该在难产时死去，这对她、对任何人，都是最好的结局。

所以，安娜要夺取这场爱情战争的胜利，要用激烈的手段惩罚伏伦斯基，最终选择扑向疾驰的火车底下，用伏伦斯基母亲的话来说，是“一个下流女人的下流死法。”

事实上，这样可怕的结局，托尔斯泰在卷首语中就已经有所预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出自《圣经》，原意是人间的罪孽只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无权评论的。

托尔斯泰在回答魏烈萨耶夫时进一步阐述：“我选用这个题词，正如我曾解释过的，只不过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人们所做的坏事有其痛苦的后果，这不来自于人，而来自于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亲身体验了这一点。”

如果这还不足以表明作者对安娜的谴责态度，还有一个有力证据，来自他对男性与女性的整体看法。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前五年，也就是1868年，托尔斯泰在题为《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中说：

“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

显然，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安娜非常不完美，因为她将个人情欲和幸福，摆在了繁衍天职的前面，抛弃了深爱的孩子，并且在为伏伦斯基生育一女后，今后也不打算生孩子了。如此看来，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昭然若示，给她安排这样惨烈的结局也是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列文也经历了梦想的破碎。他干劲十足地搞农业改革，亲自参加田间劳作，最后还是一事无成。这种精神上的极其苦闷，即便有娇妻爱子也无法慰藉。他好几次想到自杀，以致于只能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

当他在神学和哲学的书籍中都找不到人生的答案，即将走到死亡的深渊时，偶然间受到一位农民的点拨，最终从宗教中得到救赎，获得心灵的永久平静。

托尔斯泰在写作列文这个人物时，带有极其浓郁的自画像色彩，将很多个人经历都写到列文身上，例如农业改革、童年时父母早逝，有一个叫尼古拉的哥哥、从哥哥的死亡中受到冲击……列文的许多思想感情，也酷似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感情。

他甚至借列文之口说：“要是我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

相较于列文从宗教中获得救赎，托尔斯泰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终其一生，在宗教的问题上一直自相矛盾，长期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动摇。他让列文经历了由不信教到信教的转变，完全可以看做对他本人思想获得解脱的美好期许。

安娜与列文，这对命途中的羁旅人、精神上的同路者，由于肩负着托尔斯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作者的思想载体，在极为相似的精神内核中，最终走向了背道而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