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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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慎终追远,探讨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而是要探讨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之问题。具体而言,是在中国与欧美世界发生碰撞后,大量的“西学”和日本化的西学——“东学”知识如何传入的问题,尤其是“他者”知识是如何内化为“自我”知识的问题。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历史自身所具有的近代性,而是要强调,在中国,所谓近代作为问题的出现乃是在与欧美相遭遇之后。这个关于近代知识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国、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背景,也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4年前,我和一些同道开始从概念、文本和制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重点是进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较研究:一个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西、中日之间的差异揭示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我们设想要从100个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关键概念入手,研究中西概念、中日概念之关系,透过《新史学》第2卷“概念的空间”和“文本政治学”两个栏目的论文,读者可以略见这个研究计划之一斑。 概念史研究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书海无边,没有人能穷尽近代知识的底蕴。但是,我相信一个个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读下去,多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历史充满了正反两义的吊诡:拿破仑之伟大在于他颁布了不朽的《拿破仑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仑却是和滑铁卢之败纠缠在一起的英雄形象;项羽力拔山兮之势令人叹为观止,垓下之败让人扼腕叹息,然而,若不是刘邦定鼎天下,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得称“汉字”为“楚字”、易“汉族”曰“楚族”,亦未可知也。 (查看原文)

  新史学 1赞 2018-11-30 16:46:02

• 近代历史学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抹去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学作为一种表述行为，毫无疑问带有修辞的文学成分。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决定历史叙述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198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的转变”摇撼了一味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一些学者蓦然发现，近代历史学数典忘祖，在科学的刀劈笔削下，历史被规训得支离破碎、血色失调。历史学需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想象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表述对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表述行为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足够重视；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津津乐道，对自身的历史感觉和想象力的培养十分漠视。我们的历史表述大多形同八股，甚至是对自我/他者的不断“克隆”。作为具有特殊技能的工匠，我们的知识生产行为不过是一个惯性的连续，很少有创造性的自觉。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里谈到历史的想像力时，举例说：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 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像，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高卢的话，我们得想像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解释是通过批判方法和建构方法来实现的。所谓批判方法，就是对历史表述（史料）进行批判性的解释，以此确定再表述的对象，然后通过演绎的方法建构历史事实。因此，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需要的与其说是作为工匠的技巧，不如说是建构历史的想象力。 (查看原文)

  新史学 2018-11-30 16: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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