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在哪里？

我看文学几乎从来不会哭，但安娜之死是唯一一个每次看我都要哭的段落，哪怕是第一次读时我非常无感这本也很长时间无法忘记安娜的结局。只要看到第七部的结尾几行，我就无法控制地流泪；这样一种震颤从何而来？我想大概就是在我努力理解《伊万伊里奇之死》时隐约感受到的：谁都能看出托尔斯泰想写死亡的无意义，但你必须全身心地感受这点，你必须把自己当心贴到那恐怖的真实上，你必须被卷进去，直到那一刻，你才会发现“无意义”似乎是什么；你会被无穷无尽地一次又一次地卷进去。这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贯穿性的运动，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逼近这个真相，却不可能真正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当你以为你把握住它时，你就错了，你马上就会被新的漩涡卷进崩溃之中。

对人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可能莫过于接受由唯物主义者所捍卫的这个观点：世界上“存在”死亡，死亡统治着世界。关键不在于仅仅指出人会死而生命有限，在时间上是被限定的；关键在于断言世界上存在着无数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用处的事物；在于断言痛苦和恶的存在可以没有任何对等物，没有任何补偿，无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关键在于承认，存在着一些绝对的（永远得不到弥补的）损失，一些无可挽回的失败，一些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后续的事件，存在着一些流产了的事业甚至完整的文明，它们消失在历史的虚无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宽阔的河流消失在荒漠的沙地。

（昨天我看到阿尔都塞这段话，难得深思熟虑了一下。不过我不知道怎么顺滑自然地插到结尾，所以大家就假装这里存在一个过渡和引入吧）

自杀的充足理由律

第一次读《安娜•卡列尼娜》时很意外地发现读前看到的那些解读都完全不适用。你没法解释安娜为什么要自杀，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运转，我们从托尔斯泰的笔下看不到许多解读里强调的旧社会吃人、万恶男权和婚姻束缚（托尔斯泰的认知有这么高吗？），沃伦斯基也不是负心汉（我们还能想象一个怎样的沃伦斯基能去拯救安娜呢？先入为主的偏见让很多读者费劲巴拉地抠细节证明沃伦斯基不爱安娜或爱得虚伪肤浅，但你还能怎么爱一个人呢？），卡列宁也不是邪恶反派，甚至所谓上流社会对安娜的排挤都没有重要到能解读她的自杀，这里没有那种戏剧性的崩溃和质疑，也没有思想性的推导和总结，而安娜看到的生活与他人的恶意与丑陋又有多少是被害妄想式的惊惧——我们都熟悉那种体验，突然觉得这一切无法忍受，“他们为什么说话，为什么笑呀？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谎话，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但这种暂时性的“情绪波动”并不能承担起对整个社会现实的不妥协的批判（相反无法逃脱一种对被害妄想或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嘲讽）。

安娜走向死亡，这一切是无法用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解释的，而托尔斯泰如果在小说里想说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东西，那就是死亡没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自杀也没有任何理由，它近乎只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偏离，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自杀不是发生在意识层面的思想犯罪，一个人的思维永远不可能真正解释清楚他的死（只是在可怜的安娜身上这点更为明显），哪怕他以为他解释清楚了，写了一封震撼最聪明的大脑或吓倒最恶毒的良知的遗书，是的，哪怕他是三岛由纪夫，在死的那一刻他也什么都不知道——他吓坏了，“我这是在哪儿？我这是做什么呀？何必呢？”说的时髦点就是布朗肖说的趋死的“可能性之不可能性”，你不可能真正临近你的死亡，就如伊壁鸩鲁的智慧，“我”的死是无需在意的。在永远不会终结的死亡面前，我们进入了一种濒死的、无人称的喃喃自语中，主体消散了；一个笛卡尔的斗志昂扬的主体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他必然不可能给自己对死亡的选择赋予一个充足的理由——首先他不可能真正选择自己的死，他对自己的死一无所知、毫无裁决权，其次这里缺乏动力学对“动因”的定位，哪怕我们能说这个人因为痛苦、不幸或某种固有缺陷、社会痼疾自杀，我们就能说这是他自杀的根本动机吗？人怎么能僭越神，声称作为有限者的自身能把握到无限的必然性？因果的联系、可能的背景无法取代那致命的问题——人到底为何活，为何死。于是伊万伊利奇最后说：“死亡结束了，它再也没有了。”仿佛那就是救赎。

自杀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应该被哲学解决（如果我们批判自杀，那也必须在其社会框架下进行，哲学的穿刺性使得它一触及这个问题就变得肤浅狂妄）——加缪如果没那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更喜欢托尔斯泰就好了，没错，人生是荒谬的，但这种与荒谬相遇的感知不会被提升到形而上学的维度，相反，安娜死前的思维仍然是平庸、琐碎的，其中哪里有理性和知识的痕迹呢？这不仍然是非常虚浮的、被抛到世上后的非本真状态吗？她想的是要报复让她痛苦的人（显然不只是沃伦斯基，我们之后再说），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对这种荒谬/痛苦的人类形而上学处境（我们稍后细说这个问题）并不需要通过一种反思的努力才能把握，相反，它始终渗透、潜入在生命的每个角落，在我们认为生命力最为旺盛、无懈可击时，“死亡”的阴影仍在，这使得任何一种沉浸的自我欺骗的享乐都变得灰暗。

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回荡着和契诃夫和普希金一样的主题，即幸福的不可能性。“我想的是，我想象不出有什么状况，在那种状况下生活是不痛苦的，我们生来都是为了要受苦受难，我们都知道这一层，都在想方设法欺骗自己。可是，一旦看清真相，又该怎么办呢？”安娜确实是一个反出生主义者，“如果我不运用我的智慧，少生几个不幸的人，那上帝何必赋予我智慧呢？面对这样一些不幸的孩子，我将永远觉得有罪，如果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他们的不幸；他们如果不幸，那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她也如当代的反出生主义者一样，在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处境有可能不痛苦后转向了对生命彻底的否决，在她眼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保障一个人幸福的必然性，因此生育是一场不能押上赌注的豪赌，她选择了退缩。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托尔斯泰的主题似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什么不同，都是在用人的绝对苦难去质疑尘世的正当性（这也确实是托尔斯泰个人的一个核心主题），可托尔斯泰（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高明就在于，他同时否决了死的充足性和正当性，让安娜的死自始至终都留在世俗、平庸、肤浅的表面上而没有上升到如基里洛夫或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自杀行动的思辨高度，他也没有如《群魔》中沙托夫接产时那样把生育浪漫化来赋予生命一种不可化约的神圣意义，而是花了大量笔墨去写生产的苦难甚至污秽，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营造的灵光时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癫痫发作），而是贫乏到没有任何常识不可理解之处的凡人生活。正是这使得托尔斯泰竭力探索的主体结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典型人物如此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强迫症主体

这种对死亡、荒谬、不义、痛苦的认识不能带给人任何智性上的确定性和享乐——托尔斯泰的人物不能说：我知道这一切无意义，所以我要自杀/坚信灵魂不灭存在——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定论，托尔斯泰的人物是没有终末论的认识的，他们不断被生活的平庸、肤浅的巨浪裹挟，他们从未离开生活，而是从始至终都在这扁平的平面上运动：一会憎恨，一会爱，一会想明白，一会推翻一切，他们一直在不断地生成与毁灭.......在生活的平面上没有真理的高峰可供攀登，也没有罪恶的深渊可供堕落，有的只是突如其来的激情、无缘无故的堕落.......

与之对比，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狡猾的，他们处心积虑憋出对人类巨大的爱、对自身彻底的贬斥，那种对价值缺失的巨大狂热——“我是个虱子，还是个人”，仿佛如果你是虱子还是人对你的丑态有任何影响似的，仿佛拿破仑不曾腐烂似的！——只是为了虚构一个上帝去追责、憎恨，在荒原上虚构地垒起高台，把自己垫到能直视上帝的高度，没错，卡拉马佐夫们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们狂妄的、虚伪的敏感，那种无法忍受任何侮辱、任何人的苦难的战栗，无非是为了提供一个让他们能在上帝的赤裸注视下主体化的理由。仿佛只要存在上帝、只要存在灵魂不灭、只要存在死后的至福，这一切就可以了.......就再也不必纠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体是强迫症的主体，他们自顾自地设立了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善、灵魂不灭、救赎），又自导自演地上演一场不能实现这目的带来的绝对痛苦与屈辱，但这是一种处心积虑的经济交易，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人与世界的平衡，一种憎恨、谅解的经济学，用对上帝的痴迷、仇恨与宽恕构建起稳定的世界来。但真相是这个不可能的目标从未存在过；贯穿人与世界的“流”席卷了一切，卷走了观星台、祭坛等高地，填满了悬崖等深渊；更深刻、更根本的真理是，并不存在一个得到就好了的万能药、点金石——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回归的至善、极乐、未堕落状态，人一开始就流浪在大地上， 从来没有本真过。

如果不存在真正至高的幸福，我们以什么姿态去恨当下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色们没有到达真正的虚无主义——我们可以说，他们太有道德了，迷信到相信道德真的存在，因此无法接受道德的失落，但这一切不过是因为道德从未真正存在过，它何须承担这指责呢？真正的虚无主义不会是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确信，如笛卡尔洋洋自得地宣称你不可能怀疑自己在怀疑，而是一种横向的运动：我瞬间被卷进这样一种对上帝的爱中，接下来是对上帝的怨恨，又是虚无，我丧失一切理解，我又重新建构起神义论大厦，我创造新的创世神话，我走向自然主义，我决心做一个唯物主义战士，我还是无法不放弃追寻救赎......这种运动无法停止，一瞬间，一切好像被解决；下一瞬间，问题生产出自身的矛盾然后被否定；接下来，新的质疑在冲动中又被提出，这种不稳定性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爱思考、爱审判的角色抗拒的，他们理性的城堡（或者在《地下室手记》里浮现的反理性信仰堡垒）无法忍受着生活的平面性。

作为孩童的根本经验：噩梦与黄昏

没有理由的不幸，没有理由的死亡，生命力的瞬间枯萎；这一切使我们意识到，没有什么能挽救那瞬间的坍缩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人的幸福。同样，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你去死；这一切只是偏离，你永远无法把握到充足理由的全部。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幸福，但我仍然有可能不幸福。一个巨大的空洞毁灭了一切幻想，我们无法想象幸福有可能是必然的，哪怕是在天国，在上帝的怀抱里，我们也无法同时想象作为主体去思考和感受的人与彻底的幸福是可以共存的。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人的生命不在一刹那间无理由地坍缩，这种感受是所有感受中最基础的，它比失去至爱、失去尊严、失去价值的痛苦要更原始，比罪恶感与嫉妒心更原始。在苦难而屈辱的日子里我想要死去，同时忍不住幻想过上怎样一种生活时该有多么幸福。我忍不住幻想这世上真的有幸福的人；真的有充满意义和价值的生活；真的有不可置疑的崇高性。然而，即使在最没有压力最平常最符合幸福的日常里，我也感到我马上就要发疯，要杀人，要死去。痛苦是好的，它给我解释和安抚，让我以为我有理由去恨。

在一段时间的自我欺骗后我回到了这所谓的虚无，这种儿童体验。儿时的我对外界的审判如此迟钝而沉浸在那围绕虚无盘旋的唯我世界中，而青春期告诉我的就是如何让外界侵入、让自己“痛苦”来活下去！这种岌岌可危的状态，我必须再次拥抱它，我太懦弱，太沉浸在慢性的死亡里，如果我不去让自己彻底崩溃，我会死去。但现在我已经丧失彻底崩溃的机会，我从来没有彻底崩溃过，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我感受到的不就是这种不对劲的感受吗？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不是一种鲜明的、可描述的物质性压力，那种压力让我痛苦、否定自身价值并想死，但失去这种压力后，我又会怀念它。

这是怎样的一种经验！命运在我身上动了手脚，因此我所看到的世界从此再也不一样了：

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赖以生活的一切，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都不对头，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巨大骗局，遮掩了生与死。

他觉得，他的痛苦就在于，他被塞进了这个黑洞，更在于他爬不过去。阻碍他爬过去的是那种认识，即他的生活是美好的。正是这种为生活的开脱钩住了他，不让他向前，也最让他深受折磨。

这不仅仅是说一切世俗意义与价值遮蔽了生命根本性的无常，而更是说对生死无常、无意义的真理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不可能的经验让我们赤裸裸地变回了孩童，永远牵引着我们去挣扎、翻滚，无法获得宁静；就如伊万伊利奇死前想到童年时的痛苦一样，这种痛苦是无法被辩护或转化的。

就仿佛——我们在噩梦中醒来，忘了梦的内容，只被一种巨大的悲伤控制，不停地哭泣，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像是被掏空了，只剩下了哭泣，不断地哭泣，连自我也丧失了。我们只记得一种巨大的委屈感：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到世上啊，我犯了什么罪，要遭受这些痛苦，然而连这痛苦的事件都被遗忘了，连这质疑都是后来的。在梦醒的前一刻，我们仿佛没有大脑，而是一具跟随着外界刺激不断振动、分泌泪水的身体，我们变成了婴儿——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哭泣，眼泪只是流淌着。

又仿佛——儿时的傍晚，我们睁开眼，多么慌张、疲惫与恐惧，多么想要哭泣，再也没法理解这一切，我们还没有想到死亡，可已经感知不到自己在活着，生命力衰退了，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快乐（就如安娜死前“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周围笼罩着的一片黑暗突然打破了，生命带着它种种灿烂欢乐的往事刹那间又呈现在她面前”），这时是生是死难道还由得我们决定吗？难道在这阴暗交接的时刻，我们不是模模糊糊地感受到那所谓的命运——自由——我们丧失了对重力的感知，不再能判断自己力气的大小，随随便便地做出决定便决定了一一切吗？

我们用智性抵御这种精神错乱的前兆，但只要注意到它的存在，一切建构都会被瞬间卷入到那个黑洞中，它无法被还原，它穿透一切，无法被化解，当它袭来时，它把一切卷进去，一切精妙恢宏的结构都坍缩了，我也不再认识我自己。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恨，把一切都卷了进去，人无法从中看到其他的东西.......这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他想开了，为什么要离开？难道死前他的心不受煎熬，不会突然质疑全部，又突然感到自己想开了一切？难道他不会再次在这高原、深渊里徘徊，在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安稳的立足点后又瞬时掉落、失去一切？

无止境的内战与有限性的黑洞

在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托尔斯泰被描述为宗教大法官式的角色，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无法接受地上天国的不可能性，在虚无主义与神义论的泥潭中濒临错乱。这又是个古老的问题，地上天国可能吗？合法吗？值得作为不可能实现的规范性标准吗？一切乐观的、歇斯底里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爱好者们都必须面对吸血鬼问题。即如何证明可能存在一个让所有人都幸福的世界——或者说，存在一个让所有人的不幸都可被视为偶然意外或咎由自取的世界（因此不是结构性、可更改的罪责）。吸血鬼就是抗拒被化约到人民群众大海洋里的寄生虫，它们的欲求与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它们证明了所有人共同的幸福的不可能，把一种原初的对抗关系凸现出来。为了乌托邦的稳固，你只能杀掉吸血鬼，但问题是永远杀不干净（总会有新的吸血鬼诞生），而且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吸血鬼呢？无穷无尽的审查与恐怖是必然的，无穷无尽的内战与对抗是必须的，似乎这种混乱乃至所有人都随时可能对抗所有人（身份的无尽分化与联盟的不可能、新霸权的阴魂不散加剧了这点）的恐怖局面就是我们唯一可以设想的幸福联盟。

但我们不能坦然地说——地上天国不存在，所有（有资格踏上诺亚方舟的）人的幸福，对过去苦难的救赎不存在（本雅明真是法兰克福幻想者中最坚持幻想的！但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不是吗？），所以就可以为所欲为，就不存在一切合法性的制约。正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不能仰仗对自身的有限性的认识来通达无限性，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否定一切有限性的无限性看起来比其他盗用、伪装无限性的虚无主义更自然和真实，却仍然是虚无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否定一切道德的角色并不高明，他同样处于平面上，只是掉入另一个陷阱，但这个陷阱终归是有底的）。作为有限者的人，不可能拥有宣称人是有限的、要被克服的、无价值的权柄，因为这种无价值也必须在无限者的尺度上被衡量。有限者做出的一切论断终归是有限的，所以只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一切尝试逼近无限性的失败的有限运动，因此任何试图凌驾于他者之上的尝试都不具有超越性的一劳永逸的魔力（当然有限者似乎没有看穿其他有限者不是无限者的能力，却仍可以发现一些契机，一些盲目的直觉去打倒那偶像），而只是力的摧毁或命运无常的结果。

这些论断，永远也只能是有限主体的把握，自始至终都是有限的、非超越的，我们只是不断试图用带有普遍性色彩的语言说出一些论断，但会不断跌回自身的有限中。于是问题在于，你要寻找怎样的一个幻想，一个攀爬再跌落再攀爬的路径。在这个有限性的黑洞边缘我们繁殖着，死去着，尖叫着，一次又一次地跌落，却不能假装自己已经摸到了底；对这空间的结构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是的，一无所知到对一无所知也一无所知.........

回到开头，我们到底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死亡是无意义的”这一托尔斯泰主题？如同面对拉康所言“欲望彻底满足的不可能”的真理，作为神经症主体我们总是不断防御与大他者欲望的直接遭遇，因为那会唤醒其在面对母亲大他者时的根本焦虑，我们不知道什么能满足母亲的欲望，如果没有阳具的支撑作用我们随时有可能被这个饕餮般的母亲吞噬去满足她无底洞的欲望——于是我们追寻着一个新的能指去欲望，去迂回，去体验着无止境的欲望的不满足与延宕，这种痛苦的翻滚是否好过在大母神怀中死亡般的酣睡呢？或者用加缪推广的西西弗斯推石头比喻，人总是在达成一个欲望目标后感到空虚并投入对下一个的追逐中。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相信/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他当然可以是痛苦的——而是你不能用西西弗斯的任何状态（无论幸福还是痛苦，有什么所谓吗？）来给这无尽的生活洪流带上合法性的枷锁。你可以死——但你不要以为你是为了否定上帝或否定生命而死的，你只是虚弱、惊恐、肮脏地死掉了。

“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哔啵啵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再哭一次吧！只是如被碰到伤口时酸酸地流出眼泪一样哭，没有多余的意义！从孩提时代我就想说：“别哭了！”“哭了也不能解决问题！”这种话有任何意义吗？难道我能决定我是否哭泣，难道我不是在把握到自己为何哭泣前就已经哭泣，难道我不是在哭泣时除了是一具肉之外什么也不是吗？